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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中国报业四十年回顾

发布日期:2019-02-02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次数:
导读: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本文以“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这个视角来回顾中国报业发展的四十年征程,既探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本文以“媒体如何助力改革开放”这个视角来回顾中国报业发展的四十年征程,既探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报业发展,也分析中国报业发展如何助力改革开放。文章试图通过回顾不同时期报业推出的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报道,阐述这些报道助推改革开放的社会功能和媒体角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报业发展如何继续助力改革开放。

上世纪80年代:启蒙者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报业市场改革重新启动,80年代初开始走上改革发展之路。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要真正解放出来,还面临诸多束缚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级报纸由于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人才优势和发行渠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整个80年代,中国报业推出的一系列新闻作品特别是深度报道,在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可以用一个词“启蒙者”来概括,即改革观念的启蒙者和思想更新的引领者。

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这些全国性大报刊载的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的报道,从不同的价值维度起到思想解放、观念启蒙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作品至少包括:

1980 年,《工人日报》发表的报道《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重大责任事故究问领导部门责任的新闻报道,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98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系列作品《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这组8篇报道由李大同与驻天津记者张建伟联合撰写,突破了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被新闻界认为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

1987年,《经济日报》推出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引发了关于租赁制企业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热烈讨论。这组报道和讨论,改变以往通讯配评论的方式,大量发表读者来信,在社会广泛参与的对话中得出结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87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针对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这组报道将思维拓展到火灾背后的原因,探究“新闻背后的新闻”,文章的编者按说,“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

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得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这三篇报道,正是把大兴安岭火灾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放在人与自然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中去考察,才揭示出管理体制的缺陷、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复杂的信息和更深刻的启示。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报道《鲁布革冲击》。这篇报道既叙述了发生在鲁布革工地上的两种体制下的工作状态,又站在普通劳动者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差异反映出的体制、利益、观念等深层次问题,由此,大大提升了这篇报道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价值。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共同撰写的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重读这篇报道的开头部分,充满着浓重的思辨色彩和时代追问:“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

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主题是第一位的,而具体的事实、数据材料、案例和人物运用都在为宏大而重要的主题服务,其叙事风格大气磅礴、写作形式不拘一格。

《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深度报道记者张建伟曾这样解释此类深度报道文体兴起的原因:我们早已习惯的范式不免是灰色的,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一旦在范式的复杂度上有所增加,它所能够容纳的信息量便大大增加,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一种文体的创新,要扎根社会现实的思潮土壤,要回应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要呼应改革开放的价值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中国报业以具有本土创新色彩的“深度报道体”肩负起“启蒙者”的重大角色,这个时代的媒体改革依然可以给今天以深刻启示:媒体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站位,首先要深刻把握社会的脉搏、引领思想的潮流,其新闻实践和文本创新才能走在时代前沿,对社会的贡献才能大放光芒。

上世纪90年代:监督者和记录者

走进上世纪90年代,我们以“监督者”和“记录者”来总结报业媒体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日报》的“皇甫评”系列评论与《深圳特区报》的通讯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两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作品,展示出地方报纸的时代敏锐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继续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

1991年春节后,《解放日报》的周瑞金、评论部凌河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一起,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报纸头版发表4篇系列文章,包括《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组文章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甚至不同思想、观点和立场的碰撞及争议。

从1992年1月,《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全程跟随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南巡”活动后,在该报发表了著名的通讯作品《东方风来满眼春》,真实记录了伟人视察期间所做的重要谈话,成为了新闻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这篇通讯经新华社转发后,被国内媒体广泛刊载,成为影响和推动当时公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文本。

上世纪90年代的新闻业,一方面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回归信息本位、尊重新闻规律,强调事实原则和专业规范;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兴起后,各个行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中国报业开始通过批评报道来进行舆论监督,以促进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电台、电视台也共同加入了舆论监督的热潮中。一些重要的媒体改革和栏目创新“节点”包括:

1992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拉开序幕,主要对产品质量好的企业进行表扬,对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进行曝光,这个系列报道产生热烈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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